增强“五种意识” 丨增强善作善成的效能意识

而现代民主革命的结局，则是所有革命的参与者都在名义上成为了政治主体（主权者）。

在此基础上，京师大学堂1904年开设各国宪法课程，(15)而1906年北洋法政专门学堂首次开设比较宪法课程，随后1907年贵州法政学堂开设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课程，(16)1909年贵胄法政学堂正科课程包括比较宪法。此外，《法律学纲领》的落款时间为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记，即1901年12月27日，而译成中文并出版的时间是1902年2月。

其中后两次是作为某作者的书名时使用的，而第一次是在类的意义上使用比较宪法语词的，意思是比较宪法这一类的书籍还没有发现译出的，伯耳这斯的比较宪法著作将很快出版。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事实上，比较宪法语词自1901年起反复出现于晚清时期的各种报纸期刊、学术著作和法政学堂。(34)1935年，《文化建设》杂志第1卷第4期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该文认为中国是中国，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为主体，建设现代国家，以增强民族自信心。(34)孙晓楼：《法律教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89、91页。

(11)冯春田、梁苑、杨淑敏主编：《王力语言学词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中国古称华夏，有四千余年之历史，岂得妄自菲薄。检察机关的错误羁押致使其被扣押宝马轿车报废，个人房产和公司厂房被法院错误拍卖，银行信用卡欠款逾期未还，社会保险、专利权失效，公司无法上市，工程账款未收取，所持公司股权被冻结。

朱红蔚另要求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以登报方式赔礼道歉，不予支持。第二部分是其被羁押875天，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公司经营也因此受到影响，这部分精神损害无法消除影响，也无关名誉，赔礼道歉也没有用，这三种方式都不足以抚慰受害人这部分的精神痛苦，必须通过精神损害抚慰金对其进行抚慰。何海波.司法判决中的正当程序原则[J].法学研究，2009，(1)。正常的公司经营受到影响与其所受到的精神损害严重后果又有何关系？同理，代入上述对正常的公司经营受到影响的法解释展开，受害人朱红蔚由于人身自由被限制，身为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无法经营深圳一和公司，导致该公司因其涉诉而被冻结股权，不能为获得利润而制造产品、提供服务等，导致了受害人极度的精神痛苦。

而本案的贡献，其一是建构了一种认定模式，其二就在于在这种认定模式下，为适用要件提供了两个典型的范例——生产要件与生活要件。若是单纯由人身自由权受侵害引起的精神损害[12]，则属于侵害精神性人格权所造成的精神损害，需受害人提供证据证明精神损害达严重后果才予以金钱赔偿。

通过对个案抑或群案的解析，丰富规范的内涵，解决法律适用的分歧，乃是案例研究的意义所在。有学者甚至认为案例已经具有了不成文法源之重要地位[7]。[18]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95条：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着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当下级法院在遇到类似案件时，可以借鉴吸收到具体个案的裁判思路，达到同案同判的效果。

(5)因丧失人身自由而失去重要的(就业等)机会，以及对其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响或者重大亏损等，产生重大精神损害故各国因时代之不同，而法律亦随之变化。[11]特雷弗也认为，作为动词的police可以理解为广泛的社会控制活动，所以警务既可以由警察机构的警察承担，也可以由警察以外的人如家长、教师以及整个社会的人承担。(7)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保密工作，同盗窃、出卖党和国家秘密的行为作斗争。

从2003年起，通过辅警大学生计划所招聘的大学生新学员，应参加为期12周全日制的特别基本训练课程，其内容与基本训练课程的相同。[16]陈铭聪：《警察行政任务私人化的辅警法制问题研究》，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二、对辅警参与警察执法若干理论误区的探讨 笔者认为，对辅警能否参与警察执法的质疑，主要是存在的若干理论误区没有得到深入探讨，特别是在传统的国家垄断公权力理论影响下，使得辅警参与警察执法被笼统地视为不具有正当性。当然，法律对辅警参与警察执法的承认是以现实的变更为基础的，社会需要必然会为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强大的助力，而立法者就应该把握这种平衡，并适时地对实践需要进行回应。

1994年，根据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公安机构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除了特殊情况外（如大学的派出所、铁路警察），企事业单位的保卫组织都进行了撤销或调整的改革。因此沃尔夫指出，刑罚执行的完全私有化不适法，但部分私有化是可以考虑的。疏于职守，拒绝或没有服从任何合法命令等，可以作出降级、不获付擅离职守期间的薪酬、警诫、警告、谴责或严厉谴责、及经处长批准确认后从辅警队中革职等处分。此外，我国和国外的法律都有机长和船长行使警察权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辅警从事着诸多的警务活动，贸然取消所造成的治理真空必然会使社会治安陷入混乱之中，从另外一个层面也会使公安机关陷入无力作为的法治困境。四、余论 我国现有法律要求警察权由具有公务员身份的警察行使，但这绝非历史的终结，而是应对警察权力滥用的暂时性手段，随着法治的发展，必定会出现新的规范模式。

[7]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保卫组织工作细则（试行）》第4条规定：保卫组织的主要职责和任务是：(1)宣传教育群众，提高警惕，增强法制观念，依靠群众做好四防工作。[4] 1829年，英国内政大臣罗伯特•比尔推动议会通过了伦敦大都市警察法，为职业警察的设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以此为起点，西方国家逐步排斥民众对警务的参与，并加强对警务工作的法律与程序的统制。

[24]因此，在涉及强制传唤、人身检查、约束等行政强制领域，应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为宜。[7][德]汉斯•J•沃尔夫等着：《行政法（第一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5页。

即使是后者，警察也应当理解为警察机关从事警务工作的人员，从而适当地扩大从事警察作用的主体。[14]再次，应建立并实施合理的考核与奖惩法律制度，如绩效考评、晋升、解聘、辞退等制度。

[1]有学者认为，辅警规范的关键在于辅警不能执法，不能履行只有警察才能行使的公权力如拦截行人、盘问、搜查、扣押财物等，而只能在警察在场的情况下执行维护秩序、搬运设备等不涉及公权力的辅助性工作。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般只关注形式意义上的警察，而忽略了作用意义上的警察，从而难以正视警察以外人员从事警察任务这样一种行政作用的存在或其合理性。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国企事业单位的内部保卫组织是维护内部治安的非警察力量，负责单位内部的治安防范工作，并受公安机关和本单位的双重领导。英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保守党政府越来越多地把私有化政策应用到刑事政策领域，如鼓励和认可公民自发组织的维持治安和街道巡逻等。

[8]此外,《新加坡警察法》第86条明文规定，允许设立辅助警察机构。其实，这类主张无论是在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也是与现行法律规定基本吻合的。

2.热爱公安工作，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能够适应弹性工作制的上班时间要求的基本条件外，还要求男性，具有大专以上文化、身高1.68米以上、身体健康，有治安联防与相关工作经历、退转军人、驾龄3年以上B证驾驶员、具备一定文字功底者，条件可适当放宽。[6] 《香港辅助警队条例》第17条规定：(1) 当值中的队员，可根据《警队条例》(第232章)第10条执行警队的任何职责，并可行使及执行《警队条例》(第232章)第50至59条(此两条包括在内)及任何其他条例所授予或委予警务人员的权力、职责或职能，但须遵守处长的任何指示。

[5]William C. Cunningham, John J. Strauchs, and Clifford W. Van Meter, The Hallcrest Report II： Private Security Trends, 1970—2000(Mclean, Va.：Hall-crest Systems, 1990). [6][英]特雷弗•琼斯、蒂姆•纽伯尔尼着：《私人安保与公共警务》，李继红等译，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警察法》，该法将公安机关与其他单位治保工作之间的关系确定为指导和监督或指导。

[1]另一方面，现实中也暴露出了很多与辅警有关的负面问题，特别是频频发生的辅警暴力执法、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助推了公众对辅警参与警察执法的反感情绪。[3]还有学者认为，辅警只有在发现犯罪时，协助警方扭送犯罪嫌疑人这一刑诉法上规定的普通公民所享有的权力，因此要限制辅警的执法权。英国在公元8世纪建立了教区治安制度太兴制，由十户人家编为一组，集体维护当地的治安秩序。[11] 转引自Alison Wakefield着：《社会发展与警务变革——公共领域的社会化警务》，郭太生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17]从而得出，警察权力的使用必须由能够承担责任者即警察来行使，辅警参与警察执法会冲淡法律对警察权力的控制和监督。扣留及出售被拘捕者的车辆等。

[2]因此，公安部在2004年曾做出过取消全部治安员的决定，公安机关在利用辅警参与警察执法时也存在着重重顾虑。[24][德]汉斯•J•沃尔夫等着：《行政法（第三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99页。

[20]即使是在某些领域的公权力必须由国家垄断，此处指的也应该是归属主体的垄断和对责任的担当，而非包办一切，拒绝一切形式的私人参与。针对此事件，有人认为辅警执法是在打法律的擦边球，更不要说单独执法。